附随义务作为从诚实信用原则派生出的新兴内容，它的出现，使债法设置更完备，调整更细腻，规范更具体，保障措施更有效。在维持当事人之间的利益及当事人利益与社会利益之间的平衡时，有其重要的意义：首先，合同义务中由诚实信用原则产生附随义务，使合同义务本身趋于完善，构成法定强制性义务、完善了法律和合同配置当事人权利和义务的结构，使合同的订立阶段，履行阶段和履行完毕各方面的利益都得到平衡。最后，附随义务要求各方当事人在交易过程中尽到注意，使交易目的获得最大程度的满足，使合同的预期利益得以实现，人身和财产得到最大可能的保护。但是，我国立法对附随义务的具体种类、责任形态和归责原则等缺乏详尽的规范，司法实践中对附随义务的认定也各有不同。人们对其认识不够，再加上其制度上的缺陷，附随义务并没有完全发挥其应有的作用。[1]有进一步研究的必要。

　　一、附随义务的理论基础及其历史演变

　　（一）附随义务的理论基础

　　通常认为，附随义务的形成，它的理论基础是诚实信用原则。诚实信用原则起源于罗马法中的诚信契约和诚信诉讼，1861年德国学者耶林发表了“契约上的过失，契约无效与不成立时的损害赔偿”一文，探讨了对合同订立阶段信赖关系保护的必要性，提出了缔约过失责任理论，随着实践的发展与认识的深化，合同履行时的附随义务和后合同义务均出现于判例学说之中。于是，没有法定和约定的依据，合同当事人为了确保合同目的的实现和保护对方当事人的利益也承担起告知、说明、照顾、保密等义务。与合同自由原则下的约定义务不同，这三类义务在诚信原则的指引下，旨在调节合同当事人之间及当事人与社会间的利益关系，以达到三方利益的平衡。所以可以说，合同履行中的附随义务和后合同义务的都是基于同先合同义务一样的理念是由诚信原则而产生。《德国民法典》第一次将诚实信用原则规定为债法的基本原则，为法官解释及补充合同当事人权利、义务提供了法律前提。在现代民法中，诚信原则被认为是民法的最高原则，有“帝王条款”、“超级调整规范”之称。为了平衡当事人的利益，维护法的公平正义精神，当合同所约定的内容不能通过合同解释的方法加以明确时，法官应依诚信原则，将合同义务扩张，以补充合同内容，使合同当事人的合同利益和人身财产安全得到周全的保护。诚信原则偏重于以社会利益为本位，弥补了合同自由原则以个人利益为本位而引发的不正当竞争乃至当事人事实上的不平等等市场经济的负面影响，达到衡平当事人的利益，维护法律的公平正义精神的目的，它是道德价值在法律上的具体化。诚信原则是附随义务的理论基础，附随义务是诚信原则在合同法领域的一种具体表现形式。

　　附随义务具有可变性和不确定性，因而合同当事人很难在合同中约定附随义务的内容，而诚实信用原则的内容具有抽象性和效力的强制性，从而为确认与履行扩延合同义务提供了相应的模式。诚实信用原则使得合同中当事人应当履行的义务从给付义务扩张到以前仅停留在道德层面的通知、协助、保密等义务，甚至还扩张到合同关系以外的第三人，即特定合同一经成立，不但在当事人之间发生权利义务关系，同时债务人对于与债权人具有特殊关系的第三人，也应负有照顾、保护义务，从而在债务人与第三人之间产生了一种以诚实信用为基础，以照顾及保护等附随义务为内容之法定债之关系。[2]在诚实信用原则的指导下，先合同义务、履行中的附随义务及后合同义务相继确立，使附随义务有了完整的理论基础。因此诚实信用原则既是扩延合同义务产生的源泉，也是确认和判断扩延合同义务的依据。[3]

　　（二）附随义务的历史演变

　　早在罗马法时期，就有了附随义务的雏形，有的学者认为附随义务与罗马法中的一般抗辩的意义相同。在罗马法中，合同领域的诚信是建立在合同主体的具有明显道德内容的义务，该诚信虽然要求使用客观的标准评价当事人的行为，但并不排除对主体故意或者过失等主观因素的考虑。罗马法中的诚信契约要求债务人除了履行契约规定的义务外，还要履行诚实、善良的契约外的义务。与之对应的诉讼称为诚信诉讼，审判员可以而且应该根据善意去探究当事人达成的合同的性质和内容，对合同的义务予以扩张，以补充合同内容，使当事人的合同利益得到法律全面的保护。在诚信诉讼中当事人可以向审判员提出任何涉及诚信的请求，而不必采用抗辩等方式。[４]审判员可针对案情，根据当事人在法律关系中应该诚实信用，按公平正义的精神为适当的判决，不必严守法规。除某些约定的不公正性，在法律关系中依诚信应为的标准调整当事人的权利义务。诚信契约和诚信诉讼要求当事人承担善意、诚实的补充义务，而且审判员还根据正义、衡平的原则对契约的内容进行干预，对当事人的权利和义务予以衡平。在这种契约及诉讼中，基于诚信而要求当事人承担的义务用现代法的眼光来看，即为附随义务。

　　附随义务进入到立法的规定中最早是在《法国民法典》中。《法国民法典》第1134条第3款规定：“契约应以善意履行之”第1135条规定：“订约人不仅要履行他明确承诺的义务，而且要履行根据契约的性质，发生公平原则、习惯或法律赋予的义务。”也就是说罗马法在司法实践中衍生的善意、诚实的补充义务在《法国民法典》中得到立法的规定。在法国法中，公平、习惯和法律是善意、诚实的补充义务的法源基础。例如:法国法中医生的义务就包括“告知对方以必要信息”义务，尤其是外科医生，应向接受手术的病人说明手术的危险性。[5]善意、诚实的补充义务从罗马法的司法义务到《法国民法典》的法定义务，应当是一个重大进步，然而法国法院并没有在审判活动中明确适用它，而是在对合同义务进行分类来扩张合同义务，以实现对当事人利益的保护。当时法国处于启蒙运动时期，理性的概念得到广泛的认可，意思自治原则占主宰地位。因此法官在审判中，更多的是依合同当事人的意思自治来处理案件。附随义务因此与法国司法实践失之交臂。

　　《德国民法典》中关于附随义务的第242条被称为现代契约法的一般条款。它再次阐述了《法国民法典》中关于善意、诚实补充义务的规定。该条款的内容是：“债务人有义务依诚实和信用，并参照交易习惯，履行给付。”用这一条确定和补充契约当事人的义务，甚至是契约履行后的义务，是立法者制定该条款的目的所在。[6]与《法国民法典》不同的是，德国的法院在审判过程中充分运用了这一条款，并在此基础上创设了注意义务、合作义务、告知义务等，大大丰富了附随义务的内涵。1902年的德国法学家大会上律师H.Stanb发表了名为《论积极侵害契约及其法律效果》的论文，1904年再度刊行时，改称为《积极侵害契约》，该文列举了瑕疵履行的情况，即为积极侵害契约。当时的德国民法关于侵权行为的规定不足以进行救济，因此提出积极侵害契约理论来保护瑕疵履行时债权人的合法权益，予以补充此法律漏洞。[7]德国法院通过判例建立了积极侵害债权制度，从而弥补了原有法律的不足，使得附随义务获得法律上的认可，在对契约当事人利益的保护上又向前迈进了一大步。随着概念法学的衰落，利益法学的兴起，受社会本位思潮的影响，人们逐渐开始在对主给付义务之外的其他的附随义务进行研究，以此作为扩大对受害人利益的保护。所以各国判例及学说基本都认同附随义务的理论发源于德国这一观点。[8]

　　二、附随义务与其他义务的区别

　　债之关系的核心是给付，给付具有不同的意义和功能。除给付义务外，债之关系上还有不真正义务。只有与相近的概念进行比较我们才能知道附随义务的真正含义。

　 （一） 附随义务与给付义务的区别

给付义务分为主给付义务和从给付义务。所谓主给付义务是指债之关系上固有、必备，并用以决定债之关系类型的基本义务。例如，在买卖合同中，出卖人应交付其物及移转其所有权之义务，买受人应支付价金之义务，均属主给付义务。从给付义务，是不具有独立的意义，仅具有补助主给付义务的功能，其存在目的，不在于决定合同的类型，而在于确保债权人的利益能够获得最大的满足的义务。

　　1.附随义务与主给付义务的区别：

　　(1)主给付义务自始确定，并决定合同类型。附随义务则是随着合同关系的发展而不断形成的。它在任何合同关系中均可发生，不受特定合同类型的限制。(2)主给付义务构成双务合同的对待给付，一方在对方未为对待给付前，得拒绝自己的给付，附随义务原则上不属于对待给付，不能发生同时履行抗辩权。(3)不履行给付义务，债权人得解除合同。反之，不履行附随义务，债权人原则上不得解除合同，但可就其所受损害，依不完全履行的规定请求损害赔偿。

　　2.附随义务与从给付义务比较区别：

　　(1)从给付义务可以独立诉请履行，而附随义务不能独立诉请履行。(2)从给付义务是典型的合同义务；而附随义务实质上是借侵权的手段来保护当事人利益的义务，形成法律上的侵权与违约的竞合状态。如产品质量责任就是基于附随义务而产生的，其保护的范围包括债权人的人身和财产。(3)从给付义务旨在使主给付义务得以满足，而附随义务的价值在于实现合同利益的最大化。

　　如 ：甲卖车给乙 ,甲交付车辆并办理 过户手续为主给付义务 ,提交必要文件(如：行驶证、保险书等)为从给付义务 ,告之该车 的特殊危险性为附随义务。但有时判断某 义务为从给付义务或附随义务并不容易。例如：出卖人对物品的使用说明是从给付义务 还是附随义务 ,货物需方受领货物是从给付义务还是附随义务就存在争论。一般认为 前例义务人所负义务为附随义务 ,后例为从给付义务。[9]

　　（二）附随义务与不真正义务的区别

　　所谓不真正合同义务是指合同相对人虽不得请求义务人履行，义务人违反也不会发生损害赔偿责任 ,而仅使负担此义务者遭受权利减损或丧失后果的义务 ,理论上也称 间接义务。《合同法》上为受害人规定的不真正义务主要就是减轻损害的义务 ,简称减损义务。减损义务所指的损害是指受害人自己的损害 ,对这种义务的违反不得让义务人赔偿他人损害,而是使其自负损害,与一般法定义务违反的后果有很大区别,所以才称为“不真正义务”。如:《合同法》第 119 条,第1款规定“当事人一方违约后,对方应当采取适当措施防止损失的扩大;没有采取适当措施致使损失扩大的,不得就扩大的损失要求赔偿。”二者的区别主要在于，附随义务是向对方所承担的义务，违反该义务应向对方承担责任；而不真正义务并非是向对方承担的义务，违反该义务也不会产生向对方担责的情况，只是自我遭受利益损失。

　　三、附随义务的种类及立法完善

　 （一） 附随义务的种类

理论界对“附随义务”存在广义和狭义两个方面的理解。广义的附随义务是指在合同发展的各个阶段均可发生的，当事人依诚实信用原则所负担的义务，包括先合同义务，履行中的附随义务和后合同义务。狭义的附随义务是指仅在合同履行中为保护当事人的利益或给付履行而产生的通知、协助、保护、保密义务。

　　1.按合同法的内容分类

我国《合同法》第60条规定“当事人应当按照约定全面履行自己的义务。当事人应当遵循诚实信用原则，根据合同的性质、目的和交易习惯履行通知、协助、保密等义务。”从这一条可以看出，附随义务至少具有三个方面的内容，即通知义务、协助义务与保密义务。

　　(1)通知义务　通知义务又称告知义务，是指债务人负有对有关债权人利益的事项的通告使其知晓的义务。合同的履行及合同目的的实现，需要当事人通力配合，其中需要双方互通信息的情形，多有所在。如果依据诚信原则，当事人应当主动地通知对方，此时便可认为有通知义务存在。合同法中关于通知义务有很多明确的规定，如:《合同法》第230条出租人出卖租赁房屋的，应当在出卖之前的合理期限内通知承租人，第256条承揽人对定作人提供的材料，应当及时检验，发现不符合约定时，应当及时通知定作人更换、补齐或者采取其他补救措施，第278条隐蔽工程在隐蔽以前，承包人应当通知发包人检查，第309条货物运输到达后，承运人知道收货人的，应当及时通知收货人，第384条保管人应当按照约定对入库仓储物进行验收，保管人验收时发现入库仓储物与约定不符合的，应当及时通知存货人，等等。综合起来说，通知义务包括：说明义务，如出卖人在交付标地物时，应如实向买受人说明有关标的物的使用、维修及保养方法等；忠实报告义务，如代理人应及时向被代理人报告被代理事务的情况；瑕疵告之义务，如赠与有瑕疵物品时，应将标的物的瑕疵如实告之受赠与人；此外还有迟到告之义务、提存地点及其方式的通知等。

　　(2)协助义务　协助义务又称为协作义务，指合同当事人应互为对方行使合同权利，履行合同义务提供照顾和便利，促使合同目的圆满实现。它要求当事人在缔约过程中承担协力义务；在履约中，当事人应当顾及另一方及其标的物的状况，最大限度地运用其能力和一切可以运用的手段实现对方的正当愿望，以利于合同的适当履行。合同关系终止后，当事人应当协助对方处理与合同相关的事务。如:《合同法》第240条出租人、出卖人、承租人可以约定，出卖人不履行买卖合同义务的，由承租人行使索赔的权利。承租人行使索赔权利的，出租人应当协助，第259条承揽工作需要定作人协助的，定作人有协助的义务。定作人不履行协助义务致使承揽工作不能完成的，承揽人可以催告定作人在合理期限内履行义务，并可以顺延履行期限；定作人逾期不履行的，承揽人可以解除合同。

(3)保密义务　保密义务是指当事人一方对于知晓的对方的商业秘密或要求保密的信息、事项不得对第三人泄露。《合同法》第43条对此作了规定：“当事人在订立合同的过程中知悉的商业秘密，无论合同是否成立，不得泄露或者不正当地使用。泄露或者不正当地使用该商业秘密给对方造成损失的，应当承担损害赔偿责任。”保密义务在技术合同中的地位显得尤为重要。保密义务是一种消极义务，只要义务人消极的不作为，而不要求义务人积极的作为。因此保密义务的履行通常不会给义务人带来额外的负担。

　　(4)其他附随义务　《合同法》第60条第2款所列举的并非全部的附随义务，所以“等”字表示仍可以有其他的附随义务，这也反映出，附随义务的类型及内涵尚在发展中。[10]

　　① 注意义务　注意义务是对债务人在履行债务时的一般要求，即债务人应尽到如同管理自己事务的注意。债务人的注意程度因其地位、职业、判断能力及债务的性质而有所不同。一般而言，当事人应作一个善良管理人并像管理自己事务那样做到尽职尽责，以尽到保护对方合法权益的义务。

　　②保护义务　保护义务是指在由于合同接触（准备交涉、履行、受领等）而有发生侵害对方生命、身体、财产的可能性的场合，对于此类情况不得施加侵害的义务。附随义务中的保护义务，论其性质，实相当于侵权行为法上的社会安全义务，与给付义务的关系较远。[11]就此类义务的定位，涉及民事责任制度的变革及发展，学者间仍有争论。德国学者认为在债之关系上保护义务是一种应当与给付义务相对置的概括性的义务。从这种立场出发，将以保护给付以外法益（对方的财产、人身）免受损害的一系列附随义务（照顾、保护、指示、说明等义务）为内容的总括的义务，统称为保护义务。应该看到，保护义务与给付义务确实有着相当的独立性，比如保护义务在合同缔结阶段就可能已经发生，其违反可能构成缔约上的过失，而在合同存续和履行阶段，保护义务依然存在，而且与合同缔结阶段的保护义务可以认定为具有连续性。其所要保护的法益，不是给付利益，而是相对人的维持利益或者固有利益。[12]我国《合同法》第301条规定承运人在运输过程中，应当尽力救助患有急病、分娩、遇险的旅客，并且在审判实务中，也肯定了保护义务作为一种附随义务的存在。

　　2.按附随义务在合同发展各阶段的分类

　　附随义务在合同关系发展的各个阶段均可产生。附随义务在缔约阶段产生，学理上称为先合同义务，对该义务的违反即构成缔约过失责任；附随义务在缔约成立至履行完毕之前的阶段产生，学理上称为合同义务，对该义务的违反即构成不完全给付责任；附随义务在履约后阶段产生，学理上称为后合同义务，对该义务的违反即构成合同终了后的过失责任。由上可知，鉴于附随义务制度的设立是为了维护相对方的利益，保护交易安全，故而合同是否存在并不影响附随义务的存在，即附随义务的存在不以合同的存在为前提条件。

　　(1)缔约过程中的附随义务。我国《合同法》第42条、第43条所载内容即为缔约过失责任的规定。

　　缔约过程中的附随义务主要体现为：以缔结合同为目的、依诚实信用原则提供协助、告知的义务；在合同没有达成的情况下，对缔约过程中获知的相对方商业秘密或技术秘密负有的保密义务。在缔约过程中，当事人之间逐渐强化的信赖关系是缔约的重要基础，但是如果一方或故意或过失地没有履行自己的告知、协助等义务，导致相对方的信赖利益遭受损失，法律应当提供救济。例如缔约一方没有履行自己的如实告知情况义务，导致他方为一个肯定没有结果的合同之缔结付出了本不应当付出的费用，再如一方未尽通知、协助义务，增加了相对方的缔约成本而造成财产损失。

　　(2)缔约成立至履约完毕阶段的附随义务。我国《合同法》第60条的内容即为缔约成立至履约完毕阶段的附随义务。

　　在合同成立、生效后，双方当事人约定的义务基于有效合同而产生约束力，该义务即为合同义务，通常表现为给付义务。通过一方当事人履行给付义务而满足另一方当事人的履行利益。根据给付义务设定的目的，分为主给付义务、从给付义务和附随义务。[13]在理论上，主给付义务是指构成某种合同类型所必须具备的固有义务。从给付义务是非合同所必备但有助于实现债权人利益且能够独立成为诉权标的义务。从给付义务的功能在于使债权人的利益得到最大程度的满足。对从给付义务，当事人依其债权而享有请求力与执行力。附随义务是指依合同关系发展情形且根据诚实信用原则所产生的为保障债权人给付利益的实现之义务。在区分某项义务究竟是属主给付义务、从给付义务还是附随义务时，难免会发生争议，但是，根据案件的具体情况，详细考察该义务与合同目的关系、合同内容的约定、合同义务不履行的法律效果等方面，便可以作出判断。

　　(3)履约完毕后的附随义务。我国《合同法》第92条有明确规定：“合同的权利义务终止后，当事人应当遵循诚实信用原则，根据交易习惯履行通知、协助、保密等义务。”

　　通常认为，在合同履行完毕后，当事人的权利义务关系即告终止。但是，在合同权利义务关系消灭后，当事人为了维护给付效果或者为了协助相对方完成善后事务所负的作为或不作为，依诚实信用原则、交易惯例依然负有履行通知、协助和保密的义务，这些义务就是履行后阶段的附随义务。该义务存在于义务履行完毕。履约后阶段的义务既可基于法律的特别规定，也可以根据当事人的约定。

　　（二）种类的立法完善

　　附随内容具有“不确定性”。与合同关系中的法定义务、约定义务相比，附随义务并 非自始确定，而是随着合同的运行，根据合同目的和维护合同当事人利益的需要而逐步确定的。[14]这种不确定性具体表现在：不同的合同关系会产生附随义务是不确定的；合同运行的不同阶段会产生附随义务亦是不确定的。附随义务的内容不是统一的、共同的、一般性的，而是特殊的。附随义务内容的不确定性，加重了合同当事人的注意程度，也容易导致履行行为的效率低下。由于附随义务是基于诚信原则产生的，随着合同关系的发展，附随义务的内容也在不断发生变化，立法只做了原则性的规定，虽然可以适应不断变化的义务内容，但也容易导致对附随义务内容的任意解释使当事人的合法权益得不到保护。因此应该进一步明确列举附随义务的各种内容。在立法上应当在诚实信用原则性规定的基础上增加具体规定，如：注意义务和保护义务，以便于司法人员操作。

四、附随义务的责任形态及其完善

　　（一）附随义务的责任形态

　　违反附随义务应当承担相应的民事责任。《民法通则》第六章规定两种民事责任：违反合同的民事责任和侵权的民事责任。有人认为违反合同的民事责任是违约责任。违约责任成立的前提条件是存在有效成立的合同，它所要解决的也是合同有效成立之后，债务人不履行合同义务，或者履行合同义务不符合约定，违约一方应承担的民事责任问题，而对于合同有效成立之前以及合同履行之后不履行其他义务的当事人的民事责任却不能适用。由此可见违反附随义务应承担的责任不同于违约责任。《民法通则》中违反合同的民事责任应理解为广义的合同责任。合同责任是指合同上的民事责任或者因合同而产生的民事责任。它既包括违约责任，又包括在合同的订立、合同的生效、合同的履行、合同的终止过程的缔约过失责任、合同无效或被撤消的民事责任和后契约责任等。因此违反附随义务承担的责任应理解为合同责任。

　　合同责任原则上是无过错责任，只要有违约行为存在，当事人即应承担违约责任，不考虑其主观有无过错，但在某些特殊情况下，合同责任仍要以过错为构成要件。违反附随义务的责任，不适宜采用无过错责任原则。附随义务是基于诚实信用原则依法产生的法定义务，诚实信用是隐含在内部的价值标准，因此对附随义务的违反必然包含着可归责性，义务人如无过错违反附随义务不能认为其违反诚实信用原则而对他追究责任，而应视为正常的风险负担。[15]

违反附随义务应承担什么合同责任，应根据合同关系发展的不同阶段进行区别。

　　1.违反先合同义务的法律责任

　　一般来说，当事人违反先合同义务承担的是缔约过失责任。但缔约过失责任并不足以包涵违反先合同义务的民事责任。因为缔约过失责任的前提是当事人一方在缔约过程之际有过失，而并不包括合同成立至生效前的这一阶段。因此应独立构建一种民事责任来界定违反先合同义务的法律责任，即先合同责任。不论最终合同是否订立，是否成立，是否生效，只要于订立过程中和合同成立后、生效前一方当事人违反附随义务，而给对方造成信赖利益的损失，都应承担先合同责任[16]。

　　2.违反合同履行中的附随义务的法律责任

　　违反合同履行中的附随义务构成不适当履行合同，即债务人虽然履行了义务，但其履行有瑕疵或给债权人造成了损失。“合同义务人未履行附随义务而使权利人未实现履行利益或造成履行利益之外的其他利益的损失时称为加害给付”。在这种情况下，债权人可以用义务不履行为理由就产生的损害请求损害赔偿。但这种责任又不完全同于违约责任。首先，它不同于违约责任的无过错责任实行的而是过错责任。其次，从责任形式来看，主要是赔偿损失，一般不发生强制实际履行。在合同履行过程中，债务人不履行给付义务时，债权人可以解除合同，但债务人不履行附随义务时，原则上不得解除合同，而只能就所受的损害请求损害赔偿。

　　3.违反后合同义务的法律责任

　　有的学者认为，违反后合同义务是对债务的不完全履行或对其他义务的违反，它是一种结果损害，应承担违约责任。违反后合同义务的责任的性质不同于违约责任，两者产生的基础不同。前者为附随义务，后者为给付义务。因此不应混用。对于违反后合同义务，应承担的责任性质，可以参照先合同责任理论独立构建，与其相对应称为后合同责任。后合同责任是否承担的关键在义务人是否违反了后合同义务。合同终止后，若当事人之间仍存在合理的信赖利益，那么法律仍有维持这种信赖利益的必要，要求当事人一方履行通知、协助、保密等义务。如果一方违反了该义务就要承担后合同责任。当然后合同义务并不是永久性的，而是有时间限制的，通常应根据合同类型，终止于合同履行利益完全实现，且当事人之间没有再维持某种特殊信赖利益时。承担后合同责任的方式应不限于赔偿损失，如果权利人要求义务人继续履行某些附随义务，义务人应当继续履行。

违反附随义务承担损害赔偿责任时，赔偿的范围应以履行利益为限。履行利益是合同当事人依合同履行本可实现的利益。在合同存在的情况下，违反给付义务的损害赔偿因损害行为对给付利益造成损失，所以应该以履行利益为限，对于违反附随义务也应该如此。因为附随义务的不履行使当事人依合同可实现的某些利益（如防止自身秘密泄露、履行的协助、某些事项的通知）落空，造成损害，相对方所受到的损失与义务人义务的不履行之间存在因果关系。虽然有些附随义务可以用强制履行来救济，但是对于已经发生的损害仍然无法弥补。所以，受害人可以以履行利益为限，请求对方当事人赔偿其因未履行附随义务造成的损失。

　　（二）责任形态的完善

　　1.立法完善

但是我国立法对违反附随义务的责任不明确。附随义务由于其依据缺乏权威性且内容不确定，故违反附随义务的责任也相当不明确。依合同法的一般原理，违反合同关系中的归责原则有过错责任原则、严格责任原则和公平责任原则，并有明确的适用情形。但违反附随义务适用何种原则是不明确的。上述缺陷说明，附随义务在调整现代合同关系时，平衡当事人之间、当事人与社会间的利益关系的能力极其有限。因此应该明确违反附随义务的责任形态及归责原则。从立法上对何种情况下适用过错责任原则、何种情况下适用无过错责任原则或公平责任原则予以明确。

　　2.人文素质提高

　　为了充分发挥附随义务的作用，除了在制度上加以完善之外，也应该最大程度的克服由于审判员的素质不高可能产生的不公正，因为附随义务是诚信原则在合同中的体现，是审判员造法的产物，是对法律的不周延性的补充和克服，它必然具有抽象性和模糊性的特点（这是由诚信原则的抽象性以及法律载体的语言自身的局限性所决定的）因此只能依靠审判员的自由裁量予以确定和具体化。

“法律基于作为防范人性弱点的工具之特点必须警惕人，同时又不得不依靠人，一方面必须追求安全，另一方面又不得不牺牲部分的安全以换取灵活”。[17]尽管制度上、立法上要求逐步完善，但是法律不可能明确、一一列举出附随义务的具体种类，责任形态和归责原则等，立法中不可能穷尽实践中遇到的各种情况，所以提高审判员的素质和公正性在实践附随义务时也是非常必要的，所以“安全”和“灵活”两者缺一不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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